【书法家关建洲】汉风雄壮 朴拙生芳

关建洲，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书协隶书委员会副主任，邯郸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民革河北省中山书画院副院长，河北工程大学书画研究院名誉院长，甘肃省简牍书法院特聘书法家，邯郸学院客座教授，邯郸市职业技术学院客座教授，民革邯郸市中山书画院院长、秘书长，汉风书社社长。

荣获：中国书法家协会书法进万家先进个人，河北省文艺贡献奖，邯郸市文艺振兴奖，邯郸市专业优秀拔尖人才。

作品入展：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展，全国第十一届书法篆刻展，全国第三届兰亭奖，全国第九届书法篆刻展，中国书协主办的展览数十余次，作品曾刊登于《书法导报》《中国书法》并被多家艺术馆、书画院收藏，在西班牙、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举办书法展览。

策划：河北省首届隶书展（邯郸市博物馆）；汉风书社第一届书法展（邯郸韩玉臣美术馆）；汉风书社第二届书法展（邯郸韩玉臣美术馆）；“古赵春回”杨春书画印汇报展（邯郸市博物馆）；邯郸市第三届书法展（邯郸韩玉臣美术馆）；邯郸市第二届隶书大奖赛（邯郸韩玉臣美术馆）；民革邯郸市中山书画院书画展（邯郸市美术馆）

汉风雄壮，朴拙生芳

——关建洲隶书创作谈

作者：杨国志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王朝。自公元前206年始，历经四百多年的时间，成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最深远、最持久的王朝之一。汉朝建立了稳固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实行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也为以后的封建社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汉朝开放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与西域、欧亚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汉朝在军事、农业、手工业等领域同样成就辉煌。

着重指出的是，汉朝在文化艺术方面也做出巨大贡献。在汉朝儒家思想成为主流，并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编纂了大量历史书籍和文化典籍，如《漢書》、《尚书》等，保留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一部分。

在书法艺术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无疑是隶书艺术的发展与成熟。

书法艺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与基础，汉隶的出现为其增添一个新的书体，按篆隶楷行草分，从份额上就占据了五分之一。隶书的雅俗共赏性使其从汉代起就成为了主流书风。可以说，隶书艺术真正意义上开创了中国书法艺术的主流书风。

隶书，既是一种独立而成熟的书体，又是汉字发展史上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中国书法艺术承上启下的中枢，这是其他几类书体所不具备的。隶书的启下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草化，二是正化。可以说，行与楷皆孕于汉，生于隶。

汉代无疑是隶书的鼎盛时期，我们通常将隶书还称作汉隶或者汉碑，从称谓上就可见一斑。清王澍言：“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汉隶名碑灿若星河，千秋各异，成为隶法极则，为历代所取，隶书发展到东汉，可以说发展到了顶峰。

建国以后至今的隶书书家的总体特征是视野更加开阔，参考与取法范围更为广泛（如简帛、简牍的陆续出土等），创作意识愈加强烈。但不足之处是急于求成的功利心也空前增加。简单说就是迫切成名成家的书家多了，肯下笨功夫，埋头钻研创作的书家少了。

新世纪以来，隶书与行草书的创作成为两大并行的主流。行草的“连绵难辨，容易唬人”的特性和隶书平直简单的笔法与结构，让更多年轻书家投入到了这两大书体的创作中。殊不知，这两大书体一个是看着高深，实则是真的高深的行草，一个是看着容易入门，实则最难搞出点名堂的隶书。

启功先生说：“在他们（诸多清代隶书大家）之后写隶书，不难在精工，而难在脱俗。”其实在当代隶书创作中能做到“精工”何尝容易，“脱俗”则更难。不过庆幸的是，这一时期还是涌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隶书大家、名家。

关建洲就是其中一位肯躬耕砚田，埋头苦干，入古离俗，承古创新的典范人物。在十几年的全国各项大展中，关建洲屡获殊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并逐渐成为当代隶书创作中的代表书家。

关建洲生于古赵都邯郸，一座三千年没有改名字的古老城市。邯郸西依太行，东临平原，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西汉时期，邯郸与洛阳、临淄、宛城、成都并称为“五大都会”，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邯郸南部的邺城曾是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朝的古都。邯郸还是成语典故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如磁山文化、赵文化、建安文化、太极文化、梦文化等十大文化脉系。关建洲就出生在这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沃土之上。

自古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邯郸民风淳朴豪爽、慷慨仁义。这对于关建洲的艺术审美取向和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关建洲的艺术创作与为人，都凸显着古赵人文所特有的精神气度与审美格调。

关建洲的书法创作以隶书为主，兼善汉简与章草。

简牍书法为隶书的面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简牍书法是八分书的前身，而章草则是由隶书脱变而来。故此，可以总体看出关建洲的书法创作是围绕隶书展开的，前与后的铺垫与展开都是为了系统和完整地为隶书创作而服务，而丰富，而互相滋养。

纵观关建洲的书法创作，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以《张迁碑》、《鲜于璜碑》、《衡方碑》等方笔隶书为主要取法对象的创作，同时也受到其师张继先生的一些影响。清人姚孟起说作汉隶书应有“万壑千岩，奔赴腕下”的气象，意思是，隶书创作要尽可能展现汉隶所独有的高古雄强、质朴博大的撼人气魄，这是隶书创作的重要方向，也就是立意要高，直达隶书创作的最高峰。对此，关建洲有着清醒的认识。思想指导实践，关建洲在创作之初，就立意高远，视野开拓，很清楚自己的方向和路径，这使得他迅速击中靶心，屡屡获得大奖。这一时期，关建洲的隶书以方峻严正、凝重厚实，朴茂雄强的霸悍书法展露书坛，多次在国展中入展、获奖。这一时期是关建洲的成长期，也是成名期。

二是将现有的、已经确立的隶书风格与《秦诏版》、《石门颂》、《大开通》、《杨淮表记》、《广武将军碑》等摩崖刻石互通有无，相互融合，以期新境。这一时期，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形成什么固定风格和定式，而是游离在固有风格与试图融合、试图打破现有格局，再次蜕变中反复推敲，反复否定自我，肯定自我，突破自我，再否定，再创造，在循环往复中执着追求。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尤其是否自自我之后的迷茫，每一次的重新出发都像是走进一个原始森林，如果迷了路就再也回不来了。庆幸的是，关建洲有一双目光如炬的眼睛与坚定的信仰，更主要的他有高远的站位和开阔的视野。在反复摸索与实践中，关建洲的隶书创作再开新天，形成了以《秦诏版》为结构原型的篆隶一体，和谐统一的新的隶书风貌，所书方峻茂密，雄强朴拙，亦篆亦隶，非篆非隶，独具魅力。这在近代书史上隶书巨擘陆维钊曾有此法门作隶，而后以此门径作隶者，成功者鲜矣。

三是在形成方峻茂密，雄强朴拙的基础上，关建洲开始寻求方与雄之外的圆劲内敛、平整而平和的真朴美，方圆兼具的灵动冲和之境。关建洲敏锐地洞察到：越是倾向性强的风格，越要注意到这种主要倾向中相反的那个方面的运用，要兼顾平衡与中和。这也应了孙过庭《书谱》中所云“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知险绝，复归平正。”关建洲除了从汉碑中学习以外，还对汉代时期的其他姊妹艺术进行研究与参悟，如汉代的建筑、器物、雕刻、篆刻等。这是关建洲高于一般书法家的独到处，他善于体会汉人书刻时的情景与环境，善于体悟在岩壁上奋笔走刀时书刻者的心胸意态。关建洲悟透了苏东坡所说的“始知真放在精微”，这在他所研习的诸多汉隶经典和其书深处的细节处，即可知晓。愈是细品，愈能豁然开朗。故此关建洲的隶书作品在古与今、拙与巧、华与朴、柔与刚、方与圆、苍与润、质与文、内敛与外拓、局部与整体等关系的辩证处理中，他都能驾轻就熟，游刃有余。思考，敏悟，思想性，入古与创新是关建洲成功的关键。

关建洲正是凭借超出常人的思考和勤耕砚田的勠力实践，终于形成了以苍润互补、老辣丰沛的笔墨语言与古今和谐、厚重灵动、方圆兼容的格韵，以雄古朴野、格高气逸为主要气象的个人风格特征。

关建洲的隶书线条苍茫朴拙，点画方圆多元，造型亦隶亦篆，结体方正威严，结体篆隶互通，气象高古浩大的隶书艺术风格。全篇作品自然和谐，发乎心，运于笔，立于纸，和于气。关建洲的隶书创作给人以恒久的美的享受，达到了较高的的艺术境界。

关建洲的隶书的取法主要源于汉代碑刻与摩崖，意势豪健，收放有致，具有强烈的空间张力。关建洲所作章草，常用于落款与题跋，其草隶、今杂糅，笔断意连，神态飞动，线质苍厚，含意悠远，如进古境，丰富浑凝。

关建洲根植汉隶，熔秦铸汉，坚守传统阵地，离场鲜明，对本真的艺术追求始终不离不弃。看似固执的愚痴却凸现出关建洲与古为徒的深情。他对传统的坚守远胜于当代书坛大批追风者。关建洲的最大优势反而是始终不脱离汉隶艺术的精神本质，即雄强，开张，质朴。

关建洲自幼习书善画，早年毕业于美术学校，近年来又修习画事，其山水画作意境清幽，别具风采。书画本是一家，书与画的互融互补无形中裨益于关建洲的书法创作，促使其书愈加丰满畅达，丰富而自然，一点一画间平添了书作的润泽与灵动气息。这与单独的书法创作是大相径庭的。如赵孟頫、吴昌硕、林散之、启功、刘炳森等大家，无不是书画兼修。对此，关建洲深得书画同源、书画兼修的真谛与妙境。

人书愈老，渐入佳境当是关建洲目前书法创作的现状。

时光如水，关建洲不觉已五十有七。对于艺术家的创作而言，正值盛年，其人益壮，其书愈臻。

关建洲书法作品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