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凌岚：生态优化，是迈向卓越城市的必由之路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学院城乡规划系主任毕凌岚

当前城市密集建成环境（老城区）的更新面临诸多困境，如生态服务功能用地匮乏、历史文化资源流失等。在成都老城区地标华兴街改造项目中，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学院城乡规划系主任毕凌岚和西南交通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规划师、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专业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钟毅共同带领团队，探索出建成环境生态优化的一系列技术路径。

2021年，当人们争相在社交平台分享百年老街华兴街的“变脸”和“上新”，鲜有人注意到，这一记载了成都近代以来若干个“第一”的历史街区，增设了口袋公园、屋顶绿化、雨水收集系统、智慧展厅，梳理了步行空间和街巷体系。

华兴街+纯阳观街交叉口，乘风大厦立面改造及街区环境治理后

这些看似“小题大做”的改造，突破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桎梏，从生态优化出发，交通系统、文化系统、社会系统、生态系统多元协同，令老街区可持续地焕发活力。

“城市更新应是一个激发点，通过技术介入，赋予街区造血功能，而不是一再地依赖输血。街区在运行过程中不断自我更新和自我优化，获得持续的活力，我认为这是城市更新的理想状态。”毕凌岚说。

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命题

人类历史步入工业社会，不可持续的消费方式和生产方式对环境产生巨大影响，1952年，在工业文明的滥觞之地，伦敦爆发“烟雾事件”，1.2万人直接或间接丧生于这次空气污染。

1972年，有史以来第一次将环境问题作为主要议题的世界会议——“人类与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揭开全人类共同保护环境的序幕。

1992年，被称为“地球峰会”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行动议程》，生态优化，成为世界城市的共同命题。

毕凌岚认为，城市生态系统包括生态、社会、经济、文化等功能子系统，对城市建成环境进行生态优化的核心是多元系统协同的综合效率和稳定问题。在规划设计与管治中，不能简单地把生态优化理解为单纯提高绿地率。

毕凌岚表示，在“烟雾事件”之前，德国、比利时的重工业区域已经在1930年代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如果将1972年人类与环境会议看作环境保护的开始，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则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

“之前我们考虑环境问题，是把人类放在整个生态系统之外，把整个的生态环境都视为资源。但是后来发现，一旦全球生态系统崩溃，实际上将导致人类灭绝和以人类为中心的生命系统解体。地球本身并不会毁灭，不过是再进行一次生命系统重构和演替。”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思想，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重新审视了人类的地位，人是整个地球生命系统必不可少的一分子，而不是独立于生命系统之外。大会落幕后，作为率先响应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国家，我国于1994年发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对策和行动方案。

步入21世纪，“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生态规划指导思想相继被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生态优化在于高效率和稳定性

什么是生态优化？毕凌岚指出，即使是专业人士，也往往存在误区，如将生态理解为自然环境，提到生态优化，首先映入脑海的是景观品质、蓝绿空间在空间环境中所占的比例。

“实际上从生态系统的基本定义来讲，生态是指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强调的是生命体跟环境之间的关系。”

城市的生态优化，指的是基于城市生态系统运行的基本规律，在生态学原理的指导下，运用技术手段，对复杂城市生态系统进行运行优化。

毕凌岚表示，生态优化的关键词是高效率和稳定性——高效率指的是生态、社会、经济、文化等多元功能系统的协同，提升了资源利用和运行效率；稳定性指的是人类（包括不同社群）和其他生物构成的城市生命主体与城市环境的互动应在高效运行状况下能够保持平稳顺畅，不能像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

毕凌岚认为，在世界城市开启“生态优化”模式的数十年间，联合国首批“世界宜居城市”库里蒂巴是一个成功案例。

“这座城市生态建设过程，是跟它的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结合起来的，以城市交通系统的梳理为触媒，然后通过控制跟交通系统相关的用地的开发和整合，提升城市各个社会阶层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库里蒂巴为世人称道的快速公交、绿色交换计划，以及严格控制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目的都是为了促进社会和谐。任何一个成功的生态化过程，都不是单纯从环境角度出发，而是充分考虑包括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系统性融合，尽管它往往以生态的、环境建设甚至景观建设的形式在推进，但其背后都会有很深刻的经济运行规律和社会优化规律。

毕凌岚同时强调，不同国家、不同城市，生态优化路径都是不一样的。生态优化必须针对城市自身的特点去推进，可以吸收经验，但是不能照搬。

“生态优化不仅仅是单纯的环境治理和景观优化的过程，世界上为人称道的这些生态城市，采取的都是综合性策略，每一个城市的着力点和发力点也是不一样的。”

传统文化蕴含生态优化智慧

中国城市生态优化发展，历经了从“拿来主义”到“中国特色”、从“另起炉灶”到“体系融合”。到本世纪初，建设实践开始注重城市规划与生态规划的融合，促进了传统城市规划的价值标准和功能设置改变，规划过程与技术方法也逐渐纳入生态适应性与承载力分析。

而谈及“拿来主义”到“中国特色”，毕凌岚表示，近代以来中国科学技术体系构建过程中习惯了向西方汲取，中国传统思想经历了被否定的过程。

“事实上，中国传统思想蕴含着前瞻性的生态智慧，比如‘天人合一’。传统文化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想，实际上是走到了西方前面的。”

毕凌岚表示，早期谈到科技发展等问题，我们会不自觉地按照引进的技术体系去追国外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总是从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角度出发，没有很好地先自我审视。

“在展开和西方的对话之前，没能基于中国传统的技术体系去对接。几千年的历史为我们累积下很多先进技术，这些本土化的、朴素的方法手段，其实具有很好的生态效应。”

作为土生土长的成都人，毕凌岚以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来证明华夏先民的生态智慧。

“成都能够被称作天府之国最重要的依仗，就是都江堰灌渠体系——它由渠首引水工程和灌渠系统组成。这个运行了2000多年的水利工程至今仍发挥巨大的生态效益。它的核心思想是顺其自然，而技术关键是无坝引水。”

毕凌岚表示，无坝引水充分利用当地西北高、东南低的地理条件，根据江河出山口处特殊的地形、水脉、水势，因势利导控制进入平原灌区的水量。这一系统构建时总结了前人的治水经验，产生的效应也不仅是单纯保障农业生产，它对当地的微气候，对地域的水循环、对区内的生物多样性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它改变的是区域的生态环境，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多维度、多系统协同。

从生态优化出发，推进密集建成区的城市更新

囿于过去数十年来对生态优化的认知，老城区的生态优化面临缺乏空间资源、环境品质低劣等困境，由此衍生的社会、环境、交通问题等，严重的时候甚至令一些老城区沦为“城市伤疤”。

老城区更新需要绣花功夫，毕凌岚认为，基于三生空间协同和城市双修，多系统协同的生态优化可能是老城区更新的破解之道，它突破了以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更新方式，系统性地解决问题。

毗邻春熙路、位于老城区CBD的华兴街记载着成都历史上的若干个第一次：四川第一家商场（劝业场）、第一家邮电局、第一家消防局、第一家西式理发店……这一承载了老成都烟火气与近代化进程的百年老街随着城市发展逐渐暴露出生态、生活、生产、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如：基础设施缺失，休憩空间、活动空间缺失；缺乏绿地、环境空间品质差；文化遗存散落，新旧商业冲突明显等。

2018年，受锦江区政府委托，毕凌岚和钟毅及其团队参与到华兴街区改造，通过对交通系统、文化系统、社会系统、生态系统的协同优化，探索以生态优化为切入点，对城市密集建成区的更新策略。

其中，交通系统优化包括：重构宜于步行的街道系统和街道环境（铺装和绿化），打通建筑群间的人为障碍，调整交通组织方式，减少对周边居住区的干扰。文化系统优化主要体现在对川剧院、邮政大楼等历史建筑的风貌改造，还原历史文化街区风貌，将文化元素融入场地的开放空间和景观组织。社会系统优化体现则通过深入挖掘适宜的隙地，开展口袋公园建设，结合街区畸零空间改造，增加公共服务设施。

同时对街区的生态系统优化进行了系统性的设想：达到了“铺天盖地”的程度，规划将未来通过屋顶绿化、社区内部绿化、社区外部绿化、地下空间绿化的统筹，具体包括：在商业大厦增设“鸟类踏脚石”的生物多样性主题屋顶花园，将废弃空间改造为集川剧舞台、川剧展览为一体的休憩绿地，将地下公园设计与商业模式相结合等。还设想结合区域渗透性铺装及外立面材质的改造，打造一个强调雨水循环与再利用、适应生物栖息迁徙的生态街区。

毕凌岚表示，以往对老街区的改造，很多只是停留在表皮，或是用绿地比例来理解生态优化，导致这些努力只是暂时的缓解了矛盾和冲突，三五年之后，又要进行反复。用生态优化的策略推进老城区的更新，看上去似乎是杀鸡用牛刀，但它的作用可能是点穴式的，激活街区的造血功能，让其在运行中不断自我更新和自我优化。

成都，何以成为公园城市首提地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志强用四个汉字解释公园城市，“公”是公共性、“园”是生态性、“城”是生活、“市”是生产，概括为“一公三生”，即公园城市要体现人民性，突出生态优先，实现生态、生活和生产功能高度融合。

2018年，成都成为公园城市的首提地，近年来的“8+X”通风廊道、“天府蓝网”等建设，让每一个成都人都直观地感受到城市的“新风系统”，以及300米见绿、500米见水的环境品质提升。

作为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中国高等学校建筑类城乡规划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毕凌岚指出，成都同时是首个从全局规划维度发展TOD模式的城市，首个全面实施“小街区规划”的城市。被问及为什么成都可以超越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成为这些先进规划理念的首提者，毕凌岚给出的答案仅有4个字——开放、包容。

开放、包容通常被认为是沿海城市的特质，居于四川盆地之中的成都，为什么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

毕凌岚指出，首先，成都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的重镇，自古就有“扬一益二”的盛名，经济发达奠定了开放与包容的基础。其次，成都古时的两大支柱产业茶叶与丝织业需要大量女性参与甚至主导的社会生产。女性“全面参与社会生成和管理，这形成了自古以来的两性平等传统”。第三，成都历经“湖广填四川”的全面移民，其包容性深入渗透进入地方文化根本，体现在不同文化不同阶层之间的互动中。

作为致力于生态城市研究的学者，毕凌岚认为没有哪个城市达到了她心目中的理想状态，她认为，人、生物与城市环境的关系，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成都人，毕凌岚最热爱的城市是成都，热爱的理由是浓浓的烟火气，以及成都人深入骨髓的“安逸”。

连续14年被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10年间人口增加580余万，成都如今被视作有巨大流量的“网红”城市。毕凌岚认为，“网红”意味着这座城市有丰富的可以“秀”出来的资本，比如生物多样性层面的大熊猫，比如历史文化层面的三星堆。在她看来，成都的多元性让它得到了各个阶层的喜欢，每一个人，都能在成都发现幸福生活的闪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