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接受《环球时报》专访：希望通过这本书唤醒大家对英雄的敬意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张妮 李予澈】编者的话：“名下有此书，身为中国作家，又去一憾也！”梁晓声在新作《父父子子》的封底写下这样一句话。去年，以梁晓声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人世间》感动亿万观众，《父父子子》则将目光投射到《人世间》的前50年，展现半个世纪的中华民族奋斗史。在梁晓声看来，《父父子子》比《人世间》格局更大，也更具历史厚重感，但二者在精神层面有相通之处。“如果面临更大的考验如战乱，也许《人世间》里周家的孩子和周秉昆的哥们，都可能为我们的民族抛头颅，洒热血。”

74岁的梁晓声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坦言，他此后可能不再进行创作，各方面的状态都不适合再写小说了。“即使我再多写出50万字，多写100万字甚至200万字，以作家一个人的能力和经验，也不足以讲完哈尔滨、东三省优秀儿女的事迹，更何况全国。很多城市值得我们回忆的坐标还在那，但有时现代人漠然了，麻木了。我希望通过这本书，再次唤醒大家对那些英雄的敬意。”对或是封笔之作的《父父子子》，梁晓声倍感欣慰。

一座城市的历史坐标

长篇小说《父父子子》以哈尔滨高氏、纽约赵氏等4个家族四代人的命运为线索，串联起20世纪30至80年代的宏阔时空：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的革命者，到首批垦荒拓野的“北大荒人”，呈现了国人和海外同胞异地同心的“双城记”。小说最后，1984年四家人再团聚，父父子子，继往开来。“本书写了几对父子，有一种代代传承的含义，传承的就是爱国主义情怀。”谈到创作缘起，梁晓声提及早些时候哈尔滨市委宣传部给他寄去的一本厚重的《哈尔滨市编年表》。疫情期间，有一天他突然想看看这本书。编年表从清末开始写起，里面的主要历史他大致了解，但写得很细，每天的大事记都有记载。“在读大事记时，我看到一些新内容，比如哈尔滨当年有一个口琴社，社长就是地下党员、地下抗日青年，后来被杀害了。在历史的字里行间看下来会有一些感触，就是在我们这代哈尔滨人的内心里其实有一种英雄崇拜情结。”

作为哈尔滨人，梁晓声的成长一直与抗日英雄们在这座城市留下的红色文化遗产相伴。“我们有一曼大街、靖宇电影院、兆麟公园……走在市区，有人会告诉你这里当时是赵一曼住过的医院。我们也唱过由李兆麟等战士作词的东北抗日联军军歌《露营之歌》——铁岭绝岩，林木丛生，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这些都会在我们心中养成一种对抗日英雄的敬意。但仅仅这一个原因，并不能完全促使我拿起笔写这么一部书。”在疫情期间，梁晓声已然感觉到世界局势正面临一种新的不确定性，中国的未来发展可能又要经历国际压力的考验。他说，“我个人认为，现在应该是继承先人们家国情怀的时期。因此，把这种感受和我对铁血儿女的敬意凝聚在一本书里就变得很自然了。”

与梁晓声的其他作品和大多数抗日题材作品不同，《父父子子》着重讲述了纽约唐人街华人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家国故事。“之所以写纽约唐人街，是因为那里有一种意志。”梁晓声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二战期间，美国约有2万多华人子弟通过参加美国的海陆空军队直接参加了二战，大部分人都牺牲了。但这部分人在西方的记录中被虚化了，好像他们从来不存在。“我始终在问自己一个问题：日军的铁蹄从中国的东北踏到华北、南方的过程中，海外华人到底是什么感受？他们认为中国和自己是什么关系？我查阅的资料里几乎没有相关记载。我要不断去问从国外回来的朋友，再用自己的推测，构建出我臆想中的唐人街。”梁晓声认为，即便一个中国人加入了美国国籍，如果知道自己的亲人在国内遭受苦难，孰能无情？对自己的国家也是如此。这样的推测是有依据的。1925年留学美国的闻一多，创作出著名的组诗《七子之歌》，将中国当时被列强掠去的7处失地比作远离母亲的7个孩子。“因此，纽约唐人街中一定有书中高坤小舅（赵世杰）那样的人物。”热爱音乐的小舅放弃了在百老汇吹奏萨克斯的机会，毅然加入“飞虎队”投身太平洋战场，最后英勇牺牲。“对纽约唐人街华人家国情感的呈现，以前的文学作品几乎没有涉及。我把它写出来，算是做了补充，也觉得有一种欣慰。”

一个孩子的苦难

《父父子子》中，主人公高坤是哈尔滨商人高鹏举和纽约华人赵淑兰的儿子。高坤的一生经历了很多苦难：眼睁睁看着父亲、初恋情人被敌人杀害，感情深厚的小舅惨遭日军虐杀……“小高坤所经历的不是个案。抗日战争时期，在全中国，儿女们看着父母、亲人被外族士兵杀害，父母眼见弱小的孩子被伤害而无力保护，这些甚至成为常态。我通过这个人物呈现一种历史状态，也是以个体的苦难去折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遭受的苦难。”梁晓声经常被问到对苦难的认识，他一直强调自己没有经历过苦难。“我认为，只有像高坤这样的孩子经历的才叫苦难。我们这代人经历的只不过是穷愁，二者是有区别的。我们不能忘记苦难，它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由此谈到白俄罗斯女作家创作的纪实文学《我还是想你，妈妈》。作家经历了纳粹德国进攻白俄罗斯的过程。小小年纪的她躲在一个地方，亲眼看到母亲被残忍地杀害，她后来采访的都是这样的孩子。“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我们从理性上主张，不论一方对另一方造成了怎样的伤痛，受害方都应该从伤痛中走出来。但如果完全走出来，恐怕要有一个前提，就是对我们造成伤害的一方要有忏悔的表示。如果那一方一直不忏悔，拒绝承认甚至还要洗白，还想作恶，你能走出来吗？”这也促使梁晓声在小说中加了一章本不想写的内容：高鹏举和儿子在唐人街与死不悔改、还继续宣扬侵华光荣的日本人打了一架。“也许有人会说，70多岁的老人还好浅薄、好愤青，能不能深刻一点。但其实跟这没关系，我就是突然爆发了一种愤怒。现在还不是忘却的时候。”

一个有筋骨的好人

梁晓声笔下的坏人形象很少。除了被誉为 “知青文学第一人”，其作品也被称作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好人故事”，而他也在多年前提出“好人文学”的概念。在梁晓声看来，文学是时代的镜子，文学要反复不断建立人性正能量的价值。这样的作品多起来，对现实生活也会有好的憧憬。“和平年代，做个好人应该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要求，可以使社会多一些温度，但做好人的前提首先是有筋骨。一个软塌塌的、无是无非的人怎么能成为好人呢？当然，《父父子子》不能仅仅算好人文学，在国难当头、家将不家的情况下，仅仅做好人是不够的。”

从创作的理性上，梁晓声并不排斥文学作品、影视、戏剧着重写一个反面人物，《了不起的盖茨比》《教父》《美国往事》中都有这样的人物。“但如果只是宣扬人性有多坏，是非常错误的写作理念，纯粹是博眼球而已。关于人性的深刻性早在希腊神话里就写到极致了。如果文学作品对人性恶的呈现没有反思就毫无意义。”梁晓声说，他提出“好人文学”的概念是受俄罗斯早期一些著名作家、评论家提出的“新人文学”的影响。他们在所处的时代看到了贵族子弟的颓废、糜烂和无所事事，所以提出要为俄罗斯塑造新人，贵族青年应该成为国家的栋梁。“《安娜·卡列尼娜》就写了没事可做的贵族群体，那种不负责任的爱情游戏成了他们的日常。托尔斯泰觉得这是不可以的。这也是他后来写《战争与和平》的重要原因。”

“我所读的优秀作品中，好人都是主要角色。”梁晓声举例称，《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公爵在俄法战争没有发生之前就是好人，体现为自律，为他人着想，对社会其他阶层有悲悯之心。战争爆发后，他带着有病之躯上前线指挥，但一到前线就得了疟疾，死在前线。而他的弟弟，一个少年，是死在战场上的。“因此，我们发现，在和平年代有筋骨、有温度的好人们，在家国受到威胁的时候，自然而然成了保家卫国的人。有人问我，《人世间》里写周秉昆和他的哥们有什么必要？他们身上的亮点究竟在哪？其实，他们表现的是百姓之间的情义，如果面临更大的考验比如战乱，小人物的情义就可能成为家国情怀。在抗日队伍中，有名有姓的英雄背后是无数无名的人物，他们绝大多数是普通人。”

一个需要诚实回答的问题

《父父子子》中，梁晓声有很多喜欢的角色。“我很喜欢小舅和他的恋人阿黛，也喜欢高坤与老黑人马丁由音乐结下的友谊。还有协助高鹏举进行抗日工作的几个年轻女孩，她们都很小，但已经历过战斗，有了信仰，知道纪律，跟和平年代的青年是不一样的。”有人为这部小说写了一篇评论，题目是《看风吹雨打处别样情浓》，梁晓声深以为然。“我不觉得这本书只是铁血，也有别样情浓。在特殊年代的情愫是很宝贵的，这也恰恰是我倾情去写的部分，比如小舅和阿黛告别的时候，在废墟上跳舞、吹萨克斯的情境，一定是我把自己带入、倾注感情去写的。”

谈及古稀之年的创作心境和中青年时期相比有什么不同，梁晓声的回答是，“恐怕最重要的东西是没变的。我的长篇小说大都在写青年，《知青》《雪城》《年轮》等作品中都有我心目中好青年的形象。当然，因为年代背景不同，好的表现也不同。我在写那些可爱青年的时候，创作感受是愉悦的。如果再有来生，和这些青年在一起，是一件幸运的事、愉快的事。”

不过，《父父子子》这部作品也让梁晓声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我30多岁就已成名，身上一直有忽大忽小的光环，很容易飘起来，想象自己很了不起，是个人物。当人处在这种想象中回望历史时，优秀同胞的形象会离他越来越远。而真的回到历史中重新去看，心中就会油然而生对先烈的敬意。只有敬意产生才能摆正自己在社会的坐标。这时进行创作，就会怀着一种谦卑、虔诚的感情。”因此，创作《父父子子》的过程让梁晓声受了一次洗礼。他经常问自己：倘我还年轻，倘我处在那个年代，我能做到像笔下人物那样吗？我能做到像历史中真实记录的人物那样吗？“要诚实回答的话，自己给出的结论不一定是肯定的。那需要多大的义勇？连鲁迅都说，他干不来革命那件事，因为他觉得自己做不到。我也是在和自己对话。”